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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茶的始祖文化·茶祖神農氏起源
作者:佚名 來源:本站整理 點擊數:11333 更新時間:2010-12-25【字體:

 

秦茶的始祖文化·茶祖神農氏起源

 

 

     神農茶祖文化

 

  追尋中國茶文化的源頭,首先要廓清中國茶葉的起源。誰為中華茶祖,一直是中國茶學界與茶文化界一直爭論不休的問題。各方各自根據其地域文化特征,打出不同的旗號:或以吳理真為茶祖,或以諸葛亮為茶祖,或以陸羽為茶祖。

 

    從尊重歷史與茶葉科學立論,比較神農氏與吳理真、諸葛亮、陸羽等后世茶人在中國茶業發展史上的歷史地位,我們認為中華茶祖乃至世界茶祖,非炎帝神農氏莫屬。

 

  關于神農氏的歷史文獻記載,流行于春秋戰國時代,見于《周易》、《左傳》以及《管子》、《莊子》、《孟子》、《尸子》、《越絕書》、《逸周書》、《商君書》、《春秋元命苞》、《呂氏春秋》、陸賈《新語》、司馬遷《史記》、班固《漢書》、劉安《淮南子》、王充《論衡》、晉人皇甫謐《帝王世紀》、唐人司馬貞《史記?補三皇本紀》等歷史文獻和學術著作。

 

  歷史上第一個提出神農氏為茶祖的人,是茶圣陸羽的《茶經》,文中明確指出:“茶之為飲,發乎神農氏,聞于魯周公”。而斷定神農氏的依據是《神農本草經》和《神農食經》。前者載:“神農嘗百草,一日遇七十二毒,得荼而解之。”后者載:“茶茗久服,令人悅志”。這一傳說一直流傳到當代。神農氏既是飲茶之祖,理所當然就是“中華茶祖”。

 

  神農氏到底在何處嘗茶呢?首先通過大量的史料來推斷一下神農氏生活的地方。

 

  據春秋左丘明撰《國語?晉語四》載:“昔少典娶于有蟜氏,生黃帝、炎帝,黃帝以姬水成,炎帝以姜水成”,這是有關炎帝最早的記載。《水經注?渭水》:“岐水(今岐山縣境)又東逕姜氏城南,為姜水”;南宋羅泌《路史?國名》載:“炎帝后,姜姓國,今寶雞有姜氏城,南有姜水”;《一統志》載:“鳳翔府寶雞縣南七里,有姜氏城,南有姜水,炎帝長于姜水……”。《世本帝系編》說:“炎帝即神農氏”,東漢宋衷注:“炎帝即神農氏,炎帝身號;神農代號也”。據《帝王世紀》云:“炎帝,神農氏,姜姓也。母曰任姒,有嬌氏之女,名女登,為少典妃。游于華陽,有神龍,首感女登于常羊,生炎帝”,“華陽”是古地區名,因在華山之陽而得名,大概范圍相當于今陜西秦嶺之南一帶;“常陽”指今寶雞市南3—5公里神農鄉境內的常羊山。《炎黃二帝歷史考略》說:“因炎帝相貌丑陋奇異(牛頭人身),不為少典國君所喜,就將女登和炎帝留在姜水(今寶雞市天臺山下清姜河)之濱,自己同次妃附寶(黃帝之母)居于姬水(今陜西延安黃陵縣沮水河)之濱”。從這些史料中可以得知:神農氏和炎帝為同一個人,也是炎帝氏族的第一人,出生于寶雞,成長于寶雞。 

 

  唐代以前,神農鄉境內的天臺山上就建有“神農廟”、“炎帝殿”和黃帝求教于炎帝的“燒香臺”以及炎帝首創“日中為市”的“太陽城”遺址。

 

  相傳,炎帝在天臺山上嘗百草,辯藥性,誤食了“火焰子”(俗稱斷腸草),因為沒有及時找到解藥,肝腸斷裂而死,人們將他安葬在蓮花臺,至今天臺山上還有停放炎帝遺體的漢白玉“神農寢骨臺”遺址。從神話流傳的范圍分析:神農氏采集百草的范圍在今陜西寶雞、漢中兩地區和甘肅南部、四川北部一帶。據《帝王世紀》記載,炎帝母親女登,游于華陽。《尚書?禹貢》說:“華陽黑水惟梁州”。古代華陽屬梁州,其與雍州正是以秦嶺為界。

 

  古史學家、考古學家徐旭生先生也認為古代秦嶺稱華山,秦嶺之南被稱為華陽。這可以說明,由于姜水與華山接近,華陽與炎帝氏族的形成有密切的關系,炎帝氏族較容易向山南傳播,當時氏族的活動范圍已經可以到達秦嶺以南。秦嶺以南作為茶葉的適生區,歷史由來已久。神農氏在秦嶺中“嘗百草”,以茶解毒,是可以實現的。

 

  從一些史料中可以看到關于古周原種茶的記載。《詩經》是周王朝的詩歌總集,有許多關于古代陜西“茶”的歷史信息。《大雅?綿》云:“周原膴膴(wǔ音,肥沃的意思),堇(jin)荼如飴”;《頌?豳風?七月》云:“采荼薪樗(chū),食我農夫” ,這是古代流傳于陜西關中西部古周原一帶的民歌。從古文字學的角度分析,古時造字一般以象形、會意為主要表達方式。關于詩中的“荼”字,是“艸”字頭、“人”字腰、“一”杠下有木。“艸”字頭像其形,言其為一種植物。究竟是何種植物呢?“人”字腰表明這種植物于人有大益處,這大概是“神農嘗百草,日遇七十二毒,得荼而解之”的經驗總結。這種植物有堅韌的主干,不同于柔弱的草本,該屬于木本一類,將“一”橫置于“木”字上,表明樹干不高大,屬于灌木一類。不難看出,生長于岐山、扶風一帶并在《詩經》中幾次出現的“荼”不會是苦菜一類的小草,而是四季常青的灌木——茶樹。雖然“荼”字有多解,但古代諸多字書和典籍傾向明確:“荼”就是茶。東漢許慎《說文解字》:“荼,苦荼也” 。《爾雅?釋木?第十四》:“槚:苦荼。郭璞注:樹小如梔子,冬生葉,可煮作羹飲。今呼早采者為荼,晚取者為茗”。這是最權威的解釋:“荼”就是茶。“可煮羹湯”這是當時人飲食習慣的普遍選擇,就是古代的“吃茶”習慣。其他如《神農食經》、《方言》、華佗《食論》、壺居士《食忌》、陶弘景《食錄》及《本草》、《孺子方》、《茶經》等典籍都明確說“苦荼”就是茶葉。

 

  關于茶圣陸羽的《茶經》,明確指出:“茶之為飲,發乎神農氏,聞于魯周公”,據歷史記載:周公一生活動的主要地區是在陜西。先是在周原輔佐武王,在周原制禮作樂,后來在成王時代與召公分陜而治。周公雖分封于魯,實則未居于魯。參照《詩經》有關“荼”的章句,我們可以想見,第一個記載茶事信息的魯周公一直在陜西從政,他關于茶事的信息主要來源于古周原一帶的現實生活。在西周時期宮廷設置“掌荼”官職,專門掌管茶葉的有關問題。東晉常璩《華陽國志?巴志》關于陜南巴人部落首領將“丹漆茶蜜”連同當地其他大宗土特產進貢周朝王室的記載和陜南地區考古研究的成果,說明生活在陜南的古代巴人是中國最早懂得種茶、用茶的民族。這些都證實了在西周時期乃至更久遠的年代,陜西范圍內茶葉的影響是非常大的,某種意義上可以說陜西是當時茶葉發展的中心。

 

  盛唐皇家宮廷茶文化

 

  宮廷用茶由來已久。唐代之前的宮廷茶俗大體情況是:東漢之前宮廷以茶為祭,尚無真正意義上的飲茶習俗;漢代、三國、魏晉南北朝、隋代飲茶之風傳入宮廷。唐代中期以后,茶飲別開生面,推向極至,不僅前無古人,亦后無來者,在皇宮茶史中獨步一時。受寺院僧人和文人飲茶的影響,宮廷對飲茶之道也十分重視,皇帝和官員將茶作為國家禮儀。

 

  宮廷飲茶主要在以下場合:娛樂、王子公主婚嫁、殿試、內廷賞賜、清明宴、帝王清飲、供養三寶、賜茶、接待外國來使、祭天祭祖等。大歷元年(766年)與大歷五年(770年),朝廷先后在宜興和顧渚設置了“貢茶院”,專門進奉宮廷御用茶葉。新茶出來后,要趕快到山里采摘,必須在十日之內,快馬加鞭,晝夜兼程,于清明節前貢到。因為“清明茶宴”是宮廷清明節舉行的最大的宴請活動,參加人員不僅有王公大臣,皇親貴戚,還有外邦使者等。每年宮廷舉辦規模盛大的清明茶宴,主要是顯示朝廷附近懷遠、和諧萬邦的政治氣度。

 

  當然,說到唐代茶文化,自不免要涉及作為茶文化重要物質載體的茶具。陸羽《茶經》將茶具定為二十四事,即二十四種,并對各種茶具的制作和用途作了詳細說明。值得一提的是唐代宮廷的銀質鎏金茶具,1987年5月,法門寺地宮出土了一套唐代宮廷茶具,系唐僖宗李儇御用珍品。據地宮出土的《物帳碑》記載,這批茶具有“籠子一枚重十六兩半,龜一枚重廿兩,鹽臺一副重十一兩,結條籠子一枚重八兩三分,茶槽子、碾子、茶羅、匙子一副七事共重八十兩”等。它展示了從烘焙、研磨、過篩、貯藏到烹煮、飲用等制茶工序及飲茶的全過程,且配套完整,自成體系,反映了茶文化在唐代帝王心目中是何等的神奇而偉大,對茶事是何等的投入;也確鑿地證實了唐代宮廷茶道和茶文化的存在,充分再現了中國古代茶文化最高雅、最完備、最盛大的茶道儀式,代表了唐代茶文化所達到的最高境界。中外茶學界、茶文化界、茶禪界的專家一致認為:法門寺寶塔地宮系列唐代宮廷茶具的出土,是繼唐代中期陸羽《茶經》問世以來,中國古代及世界茶文化史上又一個劃時代的輝煌篇章,是迄今為止世界文化史上發現時代最早、器形品類最完整、制作最為精美的茶具,堪稱國寶。它以設計精巧的造型、寓意深刻的圖紋、古樸典雅的風韻,不僅充分體現了中國唐代燦爛的文化成就和制造精美金銀器具的高超工藝水平,在世界是無與論比的,而且愈加印證了中國不僅是世界茶葉的發現地,也是世界茶文化的搖籃和發祥地。

   

  佛教祖庭茶文化

 

  佛教是東漢末年傳入我國的,魏晉南北朝時期開始盛行,至唐而大盛。當時的長安作為唐朝的政治、經濟、文化中心,佛教得到了空前發展,除了法門寺是皇家寺院外,還出現了漢傳佛教六大祖庭:大慈恩寺(唐代長安的四大譯經場之一,是中國佛教法相唯識宗的祖庭)、大興善寺(中國佛教密宗祖庭)、華嚴寺(中國佛教華嚴宗的祖庭)、香積寺(中國凈土宗祖庭)、凈業寺(佛教律宗的發祥地)、戶縣草堂寺(三論宗祖亭)。

 

  茶在唐代中期的興盛,在很大程度上是在佛教發展的基礎上風盛起來的。佛教重視“坐禪修行”,要求排除所有雜念,專注于一境,以達到身心“輕安”、觀照“明凈”的狀態。所以要求參禪的僧人要“跏趺而坐”、“過午不食”。由于坐禪中閉目靜思,極易睡著,而茶則有提禪養心之用,又可使饑餓感減輕,所以坐禪中“唯許飲茶”。于是在長安佛教六大祖庭寺院飲茶之風大盛,形成了寺必有茶,教必有茶,禪必有茶的風尚,并直接影響到社會的各個層面和全國各地。

 

  當時長安寺院十分講究飲茶之道,寺院內設有“茶堂”,是專供禪僧辯論佛理、招待施主、品嘗香茶的地方。法堂內的“茶鼓”是召集眾僧飲茶所擊的鼓。另外寺院還專設“茶頭”,專管燒水煮茶,獻茶待客,并在寺門前派“施茶僧”,為香客施惠茶水。寺院中的茶葉,稱作“寺院茶”,一般用途有三:供佛、待客、自奉。僧人待客以中等茶,自奉以下等茶,供佛則用上等茶。“寺院茶”按照佛教規矩有不少名目,如每日在佛前、堂前、靈前供奉茶湯,稱作“奠茶”;按照受戒年限的先后飲用的茶,稱作“戒臘茶”;化緣乞食得來的茶,稱作“化茶”等等。

 

  佛教的祖庭文化孕育了和諧、雅致的佛教茶禮,成為陜西茶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對推動飲茶風尚的普及并向高雅境界,發展到創立茶道,做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

 

  茯磚茶始祖文化

 

  茯磚茶約在公元1368年(洪武元年即朱元璋“明太祖”建立明朝初)問世,采用湖南安化黑毛茶為原料,手工筑制,因原料送到涇陽筑制,稱“涇陽磚”;茯磚早期稱"湖茶",因在伏天加工,故又稱“伏茶”。以其藥效似土茯苓,就由“伏茶”美稱為“茯茶”或“福磚”。由于系用官引制造,清代前期須在蘭州府繳納三成至五成磚茶作為稅金,交給官府銷售,又叫“官茶”、“府茶”。其余的磚茶由茶商按照政府指定的銷區銷售,故稱為“附茶”。

 

  明清以來,將安化黑毛茶中色黃葉粗的茶用篾簍踩成大包,包重90公斤,運往陜西涇陽壓制成磚。據資料可考,湖南竹林溪等茶先腳挑馬馱至洞市,后順麻溪水用竹排木排運至小淹市等處,而后資水用船運至武漢漢口、潭州靖港等處,再至西北。民國時期洞市竹林溪等茶是順麻溪水運至小淹資水,用船運至益陽,改大船運湖北沙市,經老河口,用駝馬或汽車直運涇陽;或者從益陽船運漢口,交平漢鐵路抵鄭州、中轉隴海路至咸陽,再轉涇陽。在涇陽壓成茯磚后,運輸工具以駝馬、汽車運蘭州投驗銷售。茯磚茶香氣濃郁,古有“茯茶駝隊十里外,茶香已入牧人家”之說。在明清時期六百余年間生產的“馬合盛”、“天泰”、“泰合誠”、“人民”等品牌茯磚茶深受茶葉銷量最大的西北部地區廣大消費者青睞。

 

  涇陽在抗戰前有茶廠六十多家,自武漢淪陷后,僅余延順、裕民、天泰運、裕興中、昌盛等八家。1951年統歸“涇陽人民茯磚加工廠”,加工“人民牌茯磚”磚茶。1953年,公私合營生產規模擴大,組建的大型茶葉加工企業陜西咸陽人民茯茶廠,使咸陽成為中國最大的茶葉集散地和加工地。1958年,緣于“陜西加工茯磚茶,存在原料二次運輸,不符合多快好省原則”,中央政府下令取消陜西咸陽人民茯茶廠,將茯磚加工的任務全部交由湖南省承擔。

 

  也有民間流傳當年南區供銷社給中央機關供應的就是涇陽茯磚茶,深受毛澤東等中央領導喜愛和重視,才有了全國最大的茶葉加工企業陜西咸陽人民茯茶廠的建立和廠址南遷的事情發生。茯磚茶在湖南安化從試制到成功,歷經多年的摸索。1942年安化江南磚茶廠,1943年中國茶業公司湖南磚茶廠都曾試制茯磚,因發花不好,未獲成功。當時總結有三不能制:一是離了涇河水不能制;二是離了關中氣候不能制;三是沒有陜西人的技術不能制。“三不能制”之說便是陜西先人們經過無數摸索的經驗總結,也說明咸陽的水質和氣候無疑是茯磚茶加工的最佳自然資源。直到1953年,在茶工、技術人員的幫助下,在武漢大學生物系教授的指導下,經過3年時間的反復摸索和試驗,實現了在中國茶業公司安化磚茶廠(現白沙溪茶廠)“移地筑制”的神話。  

 

  茯茶之所以幾百年來一直受到邊疆少數民族的喜愛,緣于茯磚茶具有獨特的品質和口味,化膩健胃、御寒提神的飲用功效為其它茶類所不及,被譽為“中國古絲綢之路上神秘之茶”、“西北少數民族生命之茶”。

 

  文人雅士茶文化

 

  文人與茶文化的關系,最早可追溯到漢代,唐代時,文人對飲茶更為嗜好,唐代文人也將文人雅士茶文化推向了極致。

 

  長安茶風鼎盛,耳濡目染,詩人也成了茶人,詩仙李白、詩圣杜甫都學會了飲茶,感動之下為茶大唱贊歌。李白作《答族侄僧中孚贈玉泉仙人掌茶》,出產于鄂西的仙人掌茶也因此成為名品。杜甫作《夜宴左氏莊》和《重過何氏五首(之三)》等4首茶詩,“檢書燒燭短,煎茗飲杯長”、“落日平臺上,春風啜茗時”成為飲茶名句,廣為引用。唐代現實主義大詩人白居易對自己愛茶、烹茶技藝十分自信,他甚至親手開辟茶園,種茶烹茗,樂天安命,并經常舉辦茶會,以茶會友,以茶賦詩。盧仝的《七碗茶》詩則是飲茶詩篇中的千古絕句和代表之作。唐代文人通過烹茶品飲,激發文思,吟詩唱合,凈化靈魂,交流思想,使茶文化內涵更加豐富多彩,茶文化活動更加廣泛自由。

 

  大唐文人茶禮本身就是寄情于山水間的文人雅士們集會的形式之一,他們在茶的媒介下聚集到了一起,交流詩詞、共賞佳句,其中穿插著琴棋書畫、禮樂歌賦的表演。體現的是我國文人在儒家思想引導下產生的智、信、圣、仁、義、忠的傳統人文精神,茶禮的氣氛是在文化激情的跌宕起伏中度過。

 

  “茶馬互市”·文化的發源地

 

  “茶馬互市”,是我國唐宋至明代時少數民族地區施行的一項以茶易馬的貿易制度。早在唐貞元末年,朝廷為了固邊,擴充軍隊,急需大批馬匹,用于裝備騎兵和運輸糧秣,而西北地區的少數民族又急需大批茶葉,鑒于雙方的需求互補,朝廷設立邊貿市場,當時的寶雞隴縣就是茶馬貿易的交易點之一,用茶葉與西北的少數民族換馬,開了茶馬交易之先河。《新唐書?隱逸列傳?陸羽傳》載:“時回紇入朝,始驅馬市茶。”當時安康、漢中的山南茶的貢獻就是為唐王朝換回紇馬,是隱性的國防物資。

 

  北宋末年,宋王朝與遼、金、西夏戰事頻繁,軍馬需求量大增,于熙寧七年(1074年)規范邊關茶馬交易,訴諸立法,實施“茶馬法”,茶馬法規定了以茶易番馬的具體辦法。以茶換番馬的好處有三:一可發展邊貿,為國家廣開財源;二可買下番人的馬匹,可以削番;三可提供國家軍事上急需馬匹,有了馬可以強國固邊。基于此,茶葉升格成為重要戰略物資,這就有效地刺激了茶葉生產。

 

  由于少數民族習慣飲用山南茶,加之地理毗鄰運輸方便,山南茶和巴蜀茶成了朝廷以茶易馬的首選。熙寧七年(1074年)后,屬京西路金州所轄的茶區和蜀道茶葉貿易空前繁榮。雍正《敕修陜西通志?茶馬志》載:“蜀道茶場四十一,京西路金州為場六。”全陜西賣茶的邊貿市場共計有332處。榷茶政策的實質是帶強制性的統購統銷,由國家制定價格,低價收進,高價賣出,官方牟取暴利,既增加了國家財政收入,又解決了軍隊急需的馬匹。

 

  明承宋制,不改以茶易馬的國策。朱元璋認為“用茶易馬,固番人心,且以強中國”。漢中茶作為間接的“國防資源”又升了級別,《茶法》90%的文字皆針對漢中茶和川茶。《明史?食貨?茶法》中言道:洪武四年(1371年)“戶部言:陜西漢中、金州、石泉、漢陰、平利、西鄉諸縣,茶園45頃,茶86萬株。四川巴茶350戶,茶238萬株。宜定令每十株官取其一。無主茶園,令軍士薅采,十取其八。以易番馬”。但是“以茶易馬,惟漢中、保寧”,“以漢茶為主,湖茶左之”,“如漢引不足,則補以湖引”。《明史》載:“用漢中茶300萬斤,可得馬30000匹”。100斤漢中茶可交換1匹回紇良馬,可見當時漢中茶價之昂貴。朝廷鑒于邊境烽火綿綿,敵國又善騎射,便加大了擴軍備戰的力度,以茶易馬更見其重要,對漢茶的生產成了當務之急,逼得茶農“晝夜制茶不休,另廢耕,女廢織”(《西鄉縣志》)。為了控制茶葉的產銷,朝廷立法限制私茶交易,乃至限制民間飲茶。《續文獻通考?征榷考?榷茶》中云:朝廷規定“私茶出境者與關隘失察者律并凌遲處死”、“民間蓄茶不得過一月之用”。茶的產供銷完全成了政府行為,全力以赴,有效地促進了茶葉生產的大發展。

 

  陜西作為古代“茶馬互市”的重要場所之一,也是中國古代茶政施行的重要組成部分,在中國古代民族史和邊境貿易史上留下了不可磨滅的足跡。

  

  秉承陜商文化·譜寫明清邊茶貿易輝煌

 

  中國自宋明以后,隨著政治、經濟、文化重心的東移,飲茶文化的重心也隨之東移,陜西長安作為茶文化中心的地位也逐步動搖。但伴隨著明清政府對陜西實行“茶馬交易”等特殊的經濟措施,陜商抓住機遇,發揮自己獨特的優勢,走出來一條輝煌的邊茶貿易之路,為中國茶業的發展做出了突出貢獻。

 

  陜商作為西部商業資本集團,主要從事邊茶、邊鹽、邊布,尤其是明清時期陜商的力量最為強大。“椎埋去就,與時俯仰,變化有概”是陜西商人留下的一條古訓,充分顯示了他們以智求財,深謀遠慮的傳統。

 

  這種從商理念,使他們即使遇到社會動蕩的特殊時期,陜西商人也能夠從中獲利。春秋戰國時,陜西商人抓住諸侯對貿易實行自由放任的政策機遇,以商求富,迅速迎來發展的第一次浪潮。隋唐時期,陜西商人抓住政府實行開明政治,對外開放的政策機遇,充分利用絲綢之路的便利條件,形成了大發展的第二次浪潮。

 

  明清時期,精明的陜西商人在陜西地處邊陲的不利條件下,抓住明清政府對陜西實行“食鹽開中”、“茶馬交易”、“隨軍貿易”、“棉布征實”、“布馬交易”等特殊的經濟措施,充分發揮自己在地域和物產上的優勢,形成了以涇陽、三原、綏德為中心,以西北、川、黔、蒙、藏為勢力范圍,輸茶于隴青、販鹽于川黔、鬻(音預,賣的意思)布于蘇湖、銷煙于江浙的名震全國的商業資本集團。陜西商人因為資金雄厚而被當時的人們稱為“西秦大賈”或“關陜商人”

 

  清代乾隆年間,成都的陜商欲修筑“陜西會館”,卻遭到當地士人的阻撓,言說會館可蓋,但不許動用當地一抔黃土,以免風水外泄。陜商毅然回到自己的故鄉西安、同州府,經千里巴蜀古道,硬是背著一口袋一口袋家鄉的黃土,在四川蓋了富麗堂皇的陜西會館。  

 

  明清時期的茶馬交易安其政策需要可分為西北邊茶和西南邊茶,明初首先行于陜西,明政府為了安撫邊外少數民族而在陜西實行的茶馬交易特殊政策,率先立茶馬司于陜西等處,聽西番納馬易茶,陜西茶的產量明代13萬斤,西北邊茶作為軍事物質專營,陜西茶葉的生產有一段“榷茶時期”,洪武4年規定民所收茶官給價,令有司收貯,這樣民不得其利,私茶難禁,到了成化5年只得放寬政策一部分茶葉進入了商品流通,即提準陜西民間采茶除稅官外,余皆許給文憑,于陜西腹里貨賣,有私越黃河及邊境通番易馬者,究問如律。陜西茶葉開始走上商品化道路,到弘治3年又進一步“開中邊茶”,由官收官銷改變為官督商銷,使得西北邊茶進入了大規模商運商銷的階段。從湖南到陜西,再從陜西到甘寧青經營茶葉貿易的基本上都是陜西商幫商人。

 

  編后:依托陜西茶產業發展歷史悠久,打造集種植、加工、研究及茶旅游為一體的陜西茶產業龍頭——“中華茶院”,帶動陜西茶文化商業化、茶經濟產業化運作速度。圍繞這一龍頭,積極開展茶葉種植、加工研究,提升陜茶品質,步入世界名茶行列;深入研究茯茶600年原始制作工藝,重塑“涇陽茯茶”品牌;凸顯“茶文化旅游”主題,整合13朝皇家茶和佛茶、道茶等茶文化,挖掘茶文、茶歌、茶具、茶菜、茶禮、茶道、茶舞、茶史、茶服裝等資源,開發皇家宮廷茶藝和佛家、道家茶藝,融入陜西特色旅游,為來陜旅游者增添一處文化觀賞勝地,向世人展示陜茶文化的淵源和歷史地位,努力打造中國乃至世界“茶文化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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